下一个倒下的一定是华为，不为美国制裁，那让任正非担心的是啥？

近日来，华为深陷风暴中。

自从美国商务部把华为列入“实体名单”后，谷歌、微软先后“断供”华为。一系列不利于华为的消息接踵而至。

继去年孟晚舟事件后，全体国民的爱国热情又一次被点燃引爆，遭遇困境的华为与任正非，再度成了人们集体同情的对象。

与此同时，外界也开始担忧华为是否会步中兴的后尘，被美国死死地掐住脖子。

不过在5月18日，任正非接受了日本媒体的采访时，他表达了华为的底气。美国禁止华为业务的影响将是有限的，“预计华为的增长可能会放缓，但只是小幅的放缓”。

三天后的5月21日，任正非罕见出山，在华为总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媒体采访，回应一切。

在采访中，任正非的思路有所调整，但依旧表示，“美国低估了华为，华为可以造成和美国一样的芯片，但华为永远需要美国芯片。”

任正非的两次自信表态，引出了这篇文章将传达的观点：

我们需要担心华为会倒下吗？

答案：不用。

为什么？

因为华为真正有底气不惧美国的制裁，创始人任正非更是赋予了华为一套独特的哲学。

四十年来最成功的中国企业

2017年5月30日，北京召开全国科技大会，轮到任正非发言时，他说：“华为已感到前途茫茫，找不到方向。华为已前进在迷航中。”

熟悉他言行的人都知道，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，他一直表现得忧心忡忡。

在一份内部讲话中，他更直率地说：“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，对成功视而不见，也没有什么荣誉感、自豪感，而是危机感。”

事实上，华为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最成功的民营企业，没有之一。

2012年，华为取代爱立信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通信设备生产者。

2014年，华为的国际专利申请件数超过多年盘踞第一的美国高通，跃居全球公司之首。

在2017年的世界500强榜单中，华为以785.1亿美元营业收入名列中国民营公司第一名，全球第83名，到了2018年，这个排名上升了11位，位列第72位。

华为，这家诞生于1987年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公司，经过32年的成长，在多个领域，包括从芯片到服务器、云端，在全球甚至没有一家可以对标的企业。

所以哪怕在美国商务部把华为列入“实体名单”后，任正非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，他也直接表达了华为的底气：

美国禁止华为业务的影响将是有限的，“预计华为的增长可能会放缓，但只是小幅的放缓”。

即使是在华为“上一个冬天”——2018年12月1日，华为CFO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，华为5G业务被一些国家拒之门外的时候。

任正非也并不认为华为当时面临的危机有多严重。

华为的底气有两个，一是全球领先的5G技术，二是十多年的未雨绸缪。

对于5G技术，任正非举过一个例子：全世界能做5G的厂家很少，华为做得最好；全世界能做微波的厂家也不多，华为做到最先进。能够把5G基站和最先进的微波技术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基站的，世界上只有一家公司能做到，就是华为。

而华为的未雨绸缪，在华为年报里可以看出端倪。

在华为2018年的年报中。华为在这一年的营收首次突破千亿美元，同比增长19.5%。但大幅增加的同时，现金流却在减少。2017年的现金流为963亿元，而2018年只有746亿元，整整减少了217亿元。

很显然，为了预防不可知的风险，华为把更多的钱花在了研发上。

于是就有了海思总裁何庭波那一封深夜内部邮件的故事。

我们也可以想象出这样一幅真实场景。

谷歌你断供？我有自己的操作系统。

余承东曾表示，华为从2012年就开始规划自有操作系统，谷歌Android系统不能使用的情况下，可以使用“鸿蒙”系统。

美国你敢制裁？

15年“备胎”的海思半导体一夜转正。

强大的技术底蕴，以及未雨绸缪的眼光，华为完全有底气不惧怕美国的制裁。

而对于华为而言，所面临一个真实的情况是：一些国家虽然拒绝华为的5G业务，但华为现在是业务多得忙不过来。

华为不进入不熟悉的领域

在“20世纪最具影响力商业书籍”——《追求卓越》一书中，作者根据大家耳熟能详的沃尔玛、麦当劳、迪士尼这样的大企业，严格筛选，归纳出了卓越企业的八大特质：

采取行动、接近顾客、自主创新、以人为本、价值驱动、坚持本业、精兵简政、宽严并济。

如果我们了解一下华为的制度设计，你会发现，这八大特质均能在华为身上体现。

首先华为在资本架构的设计上有两个特点。

一、任正非本人在华为的持股比例只有1.01%，其余的98.99%属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，10多万名华为员工在服务期间享有股息分红权，离职之后则再无瓜葛。

二、华为是资本市场的“绝缘体”。在2013年4月的一封内部邮件中，任正非明确表示：“未来五到十年内，公司不考虑整体上市，不考虑分拆上市，不考虑通过合并、兼并、收购的方式，进入资本游戏。”

其次，在企业文化上，华为的全部管理制度和政策强调“以客户为中心，以奋斗者为本”，让听得见炮声的人来呼唤炮火。

《追求卓越》一书中还提到：

在管理的过程中，许多收买合并的公司常常遭遇失败。

最成功的公司，往往是以单一技术发展多样化产品的公司。

虽然，有些公司借着发展多样化的产品或行业，可以稳定公司的经营状况，但是随便追求多样化，却会得不偿失。扩张后，核心技术结合得愈紧密的公司，表现得愈好。

华为从诞生之初起，就走的是最苦最累的“技工贸”战略，恪守本业，任正非在接受采访时，对外界曾表示过华为绝不进入不熟悉的领域。

“跨界这个问题，我们是永远都是不会做的。前天西方记者也问我：‘你们会不会造汽车？’

我说，我们永远不会造汽车。我们是做车联网的模块，汽车中的电子部分——边缘计算是我们做的，我们可能会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。

但是它不是车，我们要和车配合起来，车用我们的模块进入自动驾驶。决不会造车的。因此，我们不会跨界，我们是有边界的，以电子流为中心的领域，非这个领域的都要砍掉。”

任正非的“熵增哲学”

曾有记者问：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？

任正非：一定。

记者：但不一定是“下一个”？

任正非：华为的倒下是早晚的事情，这是个哲学命题。

这位年届古稀的企业家长久以来都有着哲学家的风范，并一向以强烈的危机意识、忧患意识而为人所知。

事实上，这与他把“熵（shāng）增定律”引入到企业决策和运营有关。

1854年，一位叫克劳修斯的德国人，首次提出了熵增定律的概念。

他认为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，热量总是从高温物体流向低温物体，从有序走向无序，如果没有外界向这个系统输入能量的话，那么熵增的过程是不可逆的，最终会达到熵的最大状态，系统陷入混沌无序。

简单来说，就是熵增指功能减弱，比如人的衰老，组织的懈怠等，反映功能的丧失；熵减指功能增强，比如人通过摄入食物，组织通过建立秩序实现熵减。
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一位人民大学的老师将熵的概念告诉任正非后，这位很有危机感的企业家迅速地撷取到了其中的精华。

“我们要不断激活我们的队伍，防止’熵死’。我们决不允许出现组织“黑洞”，这个黑洞就是惰怠，不能让它吞噬了我们的光和热，吞噬了活力。”（《任正非在华为2013年度干部工作会议的讲话》）

而对这一原理的具体运用，表现在华为的制度上，是两个著名的“10%”。

其一，公司每年拿出营业收入的10%投入科研。这一制度坚持了二十多年，使得华为成为中国乃至全球最具研发冲击力的科技公司。2015年，华为的研发经费为596亿元，这个数字超过了全国25个省市的研发投入。

其二，每个层级不合格干部的末位淘汰率要达到10%，这使得华为内部的岗位竞争空前激烈。在1996年和2007年，华为曾发起过“集体大辞职”的运动，每次均有7000人递交辞职报告，在接受组织的评审后，再行签约上岗。为了保持公司的年轻态，华为还规定45岁即可申请退休。

这种努力对“熵增”的对抗，造就了一个很难被击垮的战斗型组织。

结语

华为一直是中国最独特和神秘的公司。

创始人任正非，多年以来更是一直都拒绝与媒体直接见面。

在华为创立32年间，任正非接受媒体采访累计不超过10次，近期却借助媒体频繁发声，这位75岁的老爷子坦言，是被公关部门逼的。

在此前在与央视的首次对谈中，任正非同样表示，眼下并非华为有史以来最艰难的危机时刻。

不过任正非说2019年对华为来说是艰难的一年，营收增速可能降到20%以下。

这句话被外媒解读为华为面临危机，而华为内部人员则觉得，这更像是任正非的一句玩笑，因为任正非一向以危机意识、忧患意识强烈著称，他说的是担忧而非现实。

其实对于任正非和华为来说，最迫切的问题并非是美国的制裁，而是教育。

任正非曾不无一次表达过对中国教育的担忧：

“对一个国家来说，重心是要发展教育，而且主要是基础教育，特别是农村的基础教育。没有良好的基础教育，就难有有作为的基础研究。

给农村教师多发一点钱，让优秀人才愿意去当教师，优秀的孩子愿意进入师范学校，就如我们老一代革命家毛泽东、粟裕、黄克诚、许光达、恽代英……都出身于师范学校一样，我们就可以实现“用最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”。

但现在不是这样，教师待遇低，孩子们看见知识多也挣不到多少钱，所以也不怎么想读书。这样就适应不了未来二、三十年以后的社会，社会就可能分化。”

至于眼下美国出于畏惧，不择手段来打压华为的行为，对于这家作为中国最具创新能力，且真正是在充分市场竞争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全球化科技企业。

只意味又一场硬仗的来临而已。

我们应当有足够的信心，相信华为完全能度过这次难关，就像它过去无数次做的那样。

因为，华为从来就不是弱者。

（完）